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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少操心市场的事

发布时间:2021-10-20 23:36:40 阅读: 来源:钢木楼梯厂家

政府少操心市场的事

政府少操心市场的事 更新时间:2010-10-17 7:55:20   十七届五中全会于10月15日开幕,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。“十二五”规划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方向,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点、难点何在?有何解决措施?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、著名经济学家王东京。  居民收入增长是关键  如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上升到国家战略,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就是空话。  《中国经营报》: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了很多年,你觉得“十二五”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点在哪里?  王东京: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、出口拉动,经济对外依存度大概有60%,但如今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们继续这样了。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:1998年,周边国家的货币贬值导致中国出口受到影响。而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,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,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涨价,加上美国老百姓在金融危机后增加存款,居民储蓄达到7%,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。今年年初,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要做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,所以美国肯定要压缩中国的国际市场空间,在这样的背景下,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。  中国经济转型的要点就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,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方针,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由出口和投资带动的,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央强调要把消费作为重点,实现消费、投资、出口的协同带动。  《中国经营报》:那么,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会在什么地方?  王东京: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如何落实。一个是要靠自主创新。创新是民族的灵魂,如果我们在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上不领先,经济方面的竞争肯定比不过别人。第二,由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向,关键在于扩大国内的消费。但是消费不是政府决定、也不是领导和文件决定的。老百姓要消费得有两个条件:一是有钱消费,二是敢消费。具体来说就是,工资水平要提高,社会保障系统是完善的,若对未来收入没有稳定预期,那老百姓就不敢消费。这两个问题不解决,政府再强调扩大内需也没有用。  启动国内的消费归根结底就是如何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问题。我认为,如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上升到国家战略,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就是空话。  中国城乡居民储蓄率达20%,也就是说中国人挣100元钱,有20元进入了银行。储蓄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安全感。关于提高老百姓的收入,中央在十七大报告里明确提出,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,国民收入分配要开始向个人倾斜。另外还提到,在初次分配中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,也即要增加城乡个人收入,而且企业的初次分配要向职工倾斜。  减税还账  职工要加薪,企业要盈利,两全之策是政府要适度减税。  《中国经营报》:你刚才提到的增加城乡个人收入以及初次分配向职工倾斜,应该如何实现?  王东京:城市有两类人,一类是公务员,他们的工资在财政计划内,另一类是企业职工,他们由企业老板发工资。而农民的工资既不是政府发也不是企业发。因此,光增加公务员的工资显然是不行的。中国有8亿农民,消费潜力最大的就是农村。当下的困难是,企业产品再多也不会白送人,而农民囊中羞涩,让他们拿什么消费?可见,要扩大农民消费,归根到底得增加农民收入。农民增收,应做足城镇化的文章。目前农民人均耕地两亩,若分散经营种什么也富不了。因此,农民要大幅增收只能靠规模经营。一个农民种两亩地不能富,若种20亩就可年收1万元。问题是,规模经营会使农村劳力剩余,若城镇化不发展,农业劳力转移不出,规模经营无从举步。可见,农民增收的关键是推进城镇化,以城带乡。  其实中央也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,比如家电下乡政策就是直接指向农民消费。但是这一政策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,对城市工业来讲,家电是过剩的,但是对于农民来讲,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家电,还不如给他们一个购物卡,让农民自己决定消费什么。  另外,如何增加城市居民的收入?十七大提出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”。目前有很多人抨击《劳工合同法》的最低工资标准。因为自从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,企业盈利大幅度减少,加上国际市场萎缩,国内提高工资的压力,很多企业就停产了。工资必须增长,但是企业成本上升而产品价格不涨,企业利润受挤压,这样不仅会挫伤投资者的热情,更严重的是那些微利企业可能会因此陷入绝境。目前学界的讨论,似乎总在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上争论,其实,初次分配中还有一块,即税收。忽视了这一块,我们怕是难以找到答案。  我认为职工要加薪,企业要盈利,两全之策是政府要适度减税。收入是个定数,此消彼长,政府若不让利,相持不下,这盘棋必成僵局。10 多年前,政府提出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,历史地看,事出有因,没有错。但是,政府后来没有及时刹车,财政收入每年以高于GDP两倍甚至三倍的速度增长。竭泽而渔,不仅挤占了企业利润,也挤占了工资,现在政府减税是对企业与职工的还账。  减税虽会减少政府短期收入;但长期看,财政收入却会不降反增,因为调减税率,必能刺激人们创业,随着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加,税源拓宽,政府必能财源广进。  《中国经营报》:工资上涨的幅度如何确定?很多人担心,工资一涨会加剧通货膨胀,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  王东京:中国很多人都很害怕物价增长。2007年,GDP增长11%,财政收入增长30%,而当时的CPI增长仅为1.6%,其实一点都不高,但是当时政府作出判断,“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导致通货膨胀,防止经济增长过快转向过热”,大家对通胀的问题看得太重,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的收入增长太慢了。  十七大报告提出“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”。何谓工资正常增长机制?依我看,应包括两层意思:一是要让职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,即工资增长应与企业收入增长大致同步;二是要建立规避通胀损失的机制。比如将工资与通胀指数挂钩,物价涨,工资也跟着涨;将GDP的增长率与工资的增长率挂钩,只要做到这两个“挂钩”,职工收入则可稳步提高。另外只要央行控制住纸币的发行量,就不会有通胀的担忧。 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 关谁不关谁若由政府定,大权独揽,寻租行为必屡禁不止。企业能耗多少是企业的事,政府不必过问。  《中国经营报》:你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由政府主导吗?现有体制似乎不能避免这一点。  王东京:推动经济转型,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。如今是市场经济,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。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说到底是转变企业的发展方式。企业不转,政府想转也转不成。困难在于,企业的目标往往不同于政府,甚至有时会与政府目标大相径庭。比如,政府追求资源节约、环境美好;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,只要能赚钱,能耗再高,企业都会不管不顾。怎么办?惯常的做法是政府干预,但这样做不仅行政成本高,而且容易滋生腐败。  以能源为例。其实,能源短缺不一定是钢铁业发展过快,也可能是能源业发展过慢。若政府先入为主,用行政命令强行关闭钢铁企业。国企被关还好说,若是民企,投资损失谁弥补?还有,关谁不关谁若由政府定,大权独揽,寻租行为必屡禁不止。另外,能耗高低不要管,但排污标准一定要管。甚至可以说,企业能耗多少是企业的事,政府不必过问。只要把能源价格放开,企业节不节能,悉听尊便。如果能耗过高成本大增,收不抵支,它们自会考虑节能。但排污不同,它破坏了公共环境,增加了社会成本,所以政府一定要管住管好。  我一贯的看法是,转变发展方式,政府要有所为、有所不为。可为的,是调节市场;不可为的是,点对点地干预企业。 声明: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,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,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,据此入市,风险自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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